到了燥热的盛夏时节，英法两国终于对日益靠近的苏德关系感到威胁，而苏联也恰逢其会，再次在外交上作出重大让步：英法苏可以无条件建立军事协作，不必以政治协定的达成为前提。这就为三国谈判的展开铺平了道路。
之前三国便是在政治协定尤其是所谓“间接侵略”的定义上吵得不可开交，莫洛托夫外长在这一问题上可谓寸步不让。
这位文质彬彬的苏联外长认为，既然英法两国可以无耻地向捷克斯洛伐克施加压力，要求后者向德国投降且随后否认德国的侵略行为，那么这两国将来仍可以对任意小国采取这样肮脏卑劣的手段，使之沦为德国的附庸。
即使两国政府不再做慕尼黑会议这样败节操的事，他们也可以放纵亲德政府上台，再由亲德政府“邀请”德军入境（就像斯洛伐克）。若是如此，三国缔结的军事协定对遏制德国侵略又有何意义？
所以维雅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人民委员强烈要求达成这样的政治协议，即一旦一国亲德极右翼种族主义政府上台，则英法苏三国必须立刻采取包括军事干涉在内的一切行动。对此英国是坚决反对的，原因很简单，当下孱弱的英军无力对小国进行军事干涉，法国又无兴趣，那么干涉必然演变成苏联独自出兵，那与坐视苏联输出革命又有何异？
于英国而言，苏联和德国都不可信任（对首相张伯伦来说，希特勒甚至比斯大林更可靠，真是讽刺至极）。法国虽然更信任苏联，但似乎并不认可苏军的战斗力，因此同样不愿认可这样的协议。
由于英法两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出卖，苏联也很难信任英法，因此对斯大林而言，获得对英法苏共同行动有明显约束力的政治保障殊为必要。双方就这样僵持了下去，直到莫洛托夫外长代表斯大林再度作出重大让步：直接谈军事吧！
法国立刻派出了曾任魏刚将军副总参谋长，同时被认为是法军中最有才华的将领安德烈·杜芒克率领代表团赶赴苏联。但英国对此依然兴趣缺缺，一直到7月底，张伯伦这个祸害才在下议院丘吉尔暴风骤雨般的批判声中不情愿地宣布派出代表团。
但他随后公布的代表团成员名单令众人瞠目结舌。
代表团团长是海军将领，英国这样一个海军强国作出如此选择倒不令人意外。但令人吃惊的是，这位将领是海军上将雷金纳德·德克拉斯爵士，一位即将退役的老古董，法国代表团的军官评价他是“从画像上走下来的将军”（要知道法军军官的老龄化问题就已经很严重了）。
此人对外交一窍不通，对俄国人的了解和对外星人差不多。
然后是一个行伍出身的空军代表——中将查尔斯·伯内特爵士，他对政治战略毫无常识，而陆军代表则仅仅是一个少将：三个人没有一个是对英国战略有重大影响力的实权军官。
英国代表团成员的身份仿佛是对苏联的外交侮辱，因为与这三个阿猫阿狗一样的人谈判的苏联代表正是“红军第一将”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元帅。
德国驻伦敦的大使赫伯特·冯·迪克森不无讽刺地写道：“这三个人与其说是去和俄国谈判的，还不如说是去俄国套情报的。”
糟心的事情还在后头呢！英国代表团团长德克拉斯上将居然没有得到授予他进行谈判的全权证书，这在第一次谈判中就让伏罗希洛夫元帅极为不满。但事实上这个英国代表已经收到首相的其他指示：他要“缓慢地推进谈判，并且时刻关注政治谈判进程”。
法国在对待三国谈判的态度上显得摇摆不定，军方的甘末林将军要求法国代表团长“在主要问题上模棱两可，而在关键问题上坚决否定”。与甘末林的顽固相反的是，达拉第总理在临别谈话中对杜芒克将军说：“给我带回一个协定——不惜任何代价！”
作为三国谈判的主要假想敌，德国并没有就此袖手旁观。在8月3日，敏感而尽职的法国驻柏林代办雅克·塔贝·德·圣哈杜安向国内拍回了一封电报：
“过去一个星期中，可以觉察到柏林的政治气氛有一种十分肯定的变化……在辣脆领导人中，进退两难、徘徊犹豫、拖延时间甚至想姑息迁就的时期已经让位给一个新时期了。”
所谓的新时期，就是指德国下定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拉拢苏联的时期。受英国决定与苏联进行谈判的刺激，希特勒指示驻俄大使舒伦堡“在尽可能快的时间内达成贸易协定”，最好“抓住政治谈判的线头”。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更是直接对苏联代表承认：“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没有任何问题不能使双方都得到满意的解决。”
与首鼠两端、满腹阴私的英法代表相比，就连魔鬼的诱惑都显得如此诚挚。
英法代表团于8月5日启程前往莫斯科参加三国谈判，但他们的船还没离开港口，德内尔已对这个谈判不抱任何希望了。
他们明明可以只用一天就乘客机抵达莫斯科，但他们却选择乘坐“埃克斯特城市”号慢速游轮不慌不忙地前往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的代表弗拉基米尔·波将金不无讽刺地指出：“那艘游轮的速度最多只有每小时13海里。”
他们到莫斯科足足花了六天。
他！妈！的！六！天！
…………
“薇尔莉特阿姨？”
正在工位上活动肩膀稍事休息的薇尔莉特抬起头，惊讶地发现办公室门口正站着一个空军少尉：“罗贝尔？你怎么回来了？！”
罗贝尔腼腆地笑笑：“我在演习中击落了我的中队长，多米尼克中校特别奖励我两天假期，我就赶紧跑回来探望你们。事发突然，也来不及写信提前告知，往家里打电话也没人接……”